第11章齐国霸路的开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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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在管仲主持下的政治军事改革虽然轰轰烈烈，但对于任何改革措施来讲，先要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做保障，齐桓公并非不懂这个道理，他曾经担心向管仲询问财货从何而来。而管仲对此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早就针对齐国得独厚的自然条件，设计了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案。

齐国位于今的胶东半岛一带，此丘林众多，又有漫长的海岸线，虽然在农业方面的展潜力要稍逊中原一筹，不过却坐拥渔盐之利，更有不少矿产资源可以开；此外，四通八达的水6两路交通也便于货物的运送流转。正如《尚书·禹贡》中对胶东半岛的描述：

“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这一段略显古奥的文字，说的正是齐国的理环境和特征。海渔业十分达，为了最大程度利用这些优势，管仲确立了优先展手工业的国策——单单把商贾吸引到齐国来还不够，还需要让他们看到此有利可图。

先，将采矿业和制盐业收归国有，“销山为钱，煮海为盐”

，开矿冶铁、晒海煮盐可以允许私人开采，但必须由官府专卖，不准私人贩卖。这样一来，原本掌握在贵族甚至商人手中的盐铁贸被牢牢把握在了国家手中，从根本上控制了齐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垄断，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其次，大力推销齐国的土特产品，“通齐国之渔盐于东莱”

，“皮币玩好，使民鬻于四方”

，同时给予来自四面八方的行商坐贾以减免税收的便利。正所谓“下熙熙，皆为利来”

，面对如此优惠的政策和丰富的产品市场，商贾们自然闻风而动，很快就挤满了临淄城，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盛景。

为了将大量的商人吸引到齐国，管仲还想出了一条堪称空前的妙计。管仲为相后不长时间，临淄的国人惊讶现，在临淄城最繁华的街道两侧盖起了大片的房屋，每到晚上，就有无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女逡巡其中，她们或倚门卖笑，或浅吟低唱，整条街上灯红酒绿，几乎彻夜不眠，把个临淄城装点得热闹非凡。所以说临淄城夜市十分繁荣。

孔夫子当时还没出世，因此也没有什么满脸严肃的道学家出来跳脚大骂伤风败俗。齐国国人在惊讶之余，也只是觉得偶尔有些吵闹而已。不过有见识的人很快就现，自从这些被称为“女闾”

的官营风月场所开张后，临淄城内忽然多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外人，简直达到了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的步，而齐国的金库，也日渐充盈了起来。国家富强了起来。

管仲不愧是一个思维开阔的改革家，他居然能够想到通过开设风月场所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妙计。根据清代学者褚人获所著记《坚瓠续集》的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

管仲堪称是这一古老行业的创始人，后世的瓦舍勾栏之中，多有供奉管仲神像者，管仲也就逐渐演变为青楼妓馆的行业保护神了。

其实对于管仲而言，开设风月场所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广开财源，更重要的是，这可以招徕大量的外人，有了人员的流动，就有了经济上的交流。也更有利于齐国经济的展。曾经做过商人的管仲非常重视商业的展，他在临淄开办了七处市场，吸引了各的商人，又用风月场所让他们流连忘返。

为了应付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局面，管仲还下令铸造钱币。根据经济学理论，贵金属货币在出现之前，曾经有过一个以物物的交换时期，随后则会出现一种一般等价物可以通吃所有的交换行为。在齐国，由于大多数国人都与海洋打交道，织网捕鱼，煮海晒盐，因此对小刀的需求颇为广泛，因此曾经一度以刀作为一般等价物。管仲所铸造的钱币也模仿了刀的形状，这就是直到今还能看到的刀币。后来这种刀币的形制也被燕赵等采用，由此可以看出齐国繁荣的商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当然，展商业固然重要，但在两千多年前，它并不能够完全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民以食为，农业生产才是前现代社会经济的重中之重，只有展雄厚的农业基础，让老百姓有饭吃，国家才能稳定。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井田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展，那么就必须针对的形势进行农业改革。

管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类似于后世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为了展生产，管仲索性将已经名存实亡的井田制一举废除，承认土私有化，并且允许土买卖。这一政策极大鼓舞了土所有者的生产热情——以前耕种土是为了国家，现在收成都是自己的，焉有不劳动之理？而且，土买卖所导致的土集中也便于农业技术的推广——这一点很好理解，在井田制下，土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放头牛进去连转身都有困难，怎么可能拉犁耕呢？随着井田制的废除，齐国出现了一个农业生产的高潮。

当然，促进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增加税收。在井田制时代，赋税是通过奴隶和平民对公田的无偿劳动而得到的，但井田制一废除，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了——“公家”

既没钱，也不掌握奴隶。公家对民众的控制力下降了。

管仲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相而衰征。”

这一政策的意思是，根据土的理环境和收成多寡，将其划分为三六九等，例如平、丘陵、海滨、生田、熟田等，再按照等级分别征税。这样既符合了土私有化之后的局势，又尽量照顾到生产者的情绪。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管仲还提出了“无夺民时”

的主张，即不在农忙季节征劳役；禁止滥伐滥捕，保护自然资源；禁止贵族抢夺平民的牛羊去作祭祀用，保护牲畜的繁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的社会经济模式逐渐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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