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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我是中国人》，一直被人引吭不断，它以&1dquo;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既作开头，又作结尾，突出了诗的主题。诗人十分自豪地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以讴歌爱国之情。紧接着，诗人的锋一转，出心底的呐喊：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心是荆柯聂政底血”，这还不够，诗人又写道：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我为我的祖国烧得颤。这诗句惊心动魄，这诗句激昂振奋，一入国门，闻一多就以他那非凡之初次亮相。回国不久，闻一多担任了北京艺专的教务长，为开展国剧运动和建立艺术剧院积极奔走。然而那是个政局动荡的年代，有为的志士无处施展抱负，国剧运动的幻想破灭了。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加入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是他回国后为改造社会而做的第一次政治努力。1o;，闻一多没有拘泥于派别的不同而沉默，他在悲愤中握写下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诗，给烈士以崇高的礼赞，给生者以深深的激励。继《唁词》之后，闻一多又借人力车夫的口吻，抨击北洋政府，写下了《天安门》一诗。这时的闻一多，更强调文艺与爱国运动的密切关系，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中写道：&1dquo;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尖上，流在纸上。”此后，闻一多跃上文艺的战马，用文艺来表达、抒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对诗不能忘情的闻一多，创办了《晨报·诗镌》。1926年初，他迁居京西畿道34号，为布置这个家，他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地安排了一个激想象、特具引力的&1dquo;黑屋”。这间不寻常的&1dquo;黑屋”，成了一群豪迈、洒脱青年诗人的乐窝。在这里，他们朗诵诗作，悟出门道，形成的诗风——&1dquo;格律派”。闻一多就是这群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人。就在闻一多潜心构筑诗大厦的时候，北京的形势生了重大变化。北京政变生，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局势混乱不堪。闻一多携眷返回故里。不久，为了谋求职业，他只身到了上海，在朋友的帮助下，受聘于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从1926年到1927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国民革命内部又出现分化。在这急剧的动荡变化之中，闻一多困惑、迷惘，心情极为压抑，这使得他又一次用诗来表达其心境。他表了与饶孟侃合译的美国诗人曼斯菲尔德的《我要回海上去》，还写了《心跳》、《荒村》等诗，把对旧世界的痛恨和对军阀混战的憎恶之情表现的十分鲜明。《现》一诗，可谓是闻一多血和泪的哭泣，他面对军阀混战、人民痛苦，喊出&1dquo;这不是我的中华”的呼声，诗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他怒火的奔泄：我追问青天，逼迫人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这一时期，闻一多表的诗还有《贡献》、《罪过》、《收回》、《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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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梦》（修正稿）、《你莫怨我》、《你指着太阳起誓》等。闻一多曾说过：&1dquo;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段话，道出了诗人最真切的感受。如果说闻一多的诗可以分出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诗就组成了闻一多爱国诗的阶段。朱自清曾颇为感叹地说：在抗战以前的诗坛上，闻一多&1dquo;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六、学者风范从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书。开始，他讲授外国文学、英诗和戏剧，后来却完全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就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诗人转变成学者。这一转变，使闻一多在古籍里几乎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他埋头苦干，废寝忘食，以全副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在青岛大学，他给外文系开设&1dquo;英诗入门”，搏得学生的称赞。当讲雪莱的《云雀》时，他随云雀越飞越高，朗读声音也越来越强；介绍浪漫诗人时，他随诗句的起伏、变化而与听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创设意境而体味诗人的情怀。&he11ip;&he11ip;闻一多那诗人的气质，令许多听课的学生陶醉。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离别已整整十年的清华园，被应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十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对闻一多来说还是那么的熟悉和眷恋；这里的教室、体育馆、宿舍楼、校园小径，都可以勾起闻一多对往事的回忆。如今他又重回到这安静的校园，又可以潜心治学，真是不亦乐乎。从此，闻一多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这段时间，闻一多排除一切琐事，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之中。闻一多以诗人成名反来要教古典文学，加上又非中文文科毕业，心理上总感到没有根基，若再不拚命，就难以胜任。于是，他憋足劲头，非要做出成绩不可。他先后研究了《唐诗》、《楚辞》、《周易》，整理和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资料与论著，为中华文化事业的繁荣增添了不朽的一页。此外，他还对《庄子》、《尔雅》、《乐府》也倾注过相当的努力，并且涉猎神话研究，还取得了丰硕的成就。闻一多的研究成果富有特色，那是因为他不但继承了前人的宝贵传统，而且吸取了现代的观点与方法，使他能在学术的海洋中自由地游泳。他重视研究材料，尽可能地收集与之相关的资料，为写《杜甫》传记，他收集了与杜甫交往过的36o余人的资料，可以想见，他治学的顽强和严谨精神，也正因此，就连文物、绘画、石刻、口传资料也在闻一多的下变活了，无一不运用自如。在作学术研究中，闻一多不因循保守，敢于自辟路。《周易》虽是一部古老的书籍，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闻一多没有沿老路走，而是用社会学的眼光进行研究，通过摘注一般人所忽略的材料，给《周易》的研究注入了的立意。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是闻一多研究学术的又一独特之处，并使他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闻一多在学术活动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个别领域里，他从诗跨到史，从文学跨到哲学，将研究的课题伸展到许多领域。与此同时，他试着用思想、原理去解决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过去考证、诠释甲骨文字和金石铭文，往往只在文字上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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