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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此期间所受影响还包括恰在他到上海两个月后开始出版的《时报》，特别是陈景韩（冷血）在《时报》上写的短评。他在193o—1931年间写中英文自传时，对《时报》着墨不多，其实这一影响的意义颇大，不应忽视（此点李敖先生已注意到）。胡适在十年前就已说过，他在上海的六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

，并将许多《时报》的文章“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

。以广泛收集资料见长的李敖以为，这样的注意搜集资料分类保存，“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

。信然。胡适后来在史学上能颇有贡献，与这个少小养成的好习惯是分不开的。但是《时报》的重要远不止此。该报的出现恰值日俄战争初起，“全国的人心的震动”

之时，在别的报纸不能适应形势的情形下，《时报》却“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法门”

，所以“能够引起许多兴”

。这种带典范转移性质的事物对求“学”

的边缘知识青年有特殊的吸引力。胡适当年离开梅溪学堂是因为上海道袁树勋在处理周有生案时丧失国权，曾写信骂过他，故不愿接受上海道的考试。那件事就主要是受《时报》的影响。[59]

但是在别的学校都颇能“革命”

的胡适一进革命党人充斥的中国公学，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巫见大巫了。胡适比一般中公学生年纪小很多，他自己说是“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

。马君武曾在1928年胡适任中公校长时指着胡适对中公的同学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系的小辫子，跷跷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

但这条辫子，越来越“革命”

的胡适在公学期间却始终未剪去。一个原因是“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

。认为胡适还能做学问而不强求他剪辫，是二十多年后胡的大同学之一的但懋辛（怒刚）告诉他的，或者有点倒着放电影的意味。据杨亮工的回忆，则只有因胡年纪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6o]可知当时许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

而剪去辫子的。但就胡适个人言，剪辫子而要别人逼迫，确实是不够“革命”

。胡适能认同于革命事业，几次与学校当局对着干，却不肯剪去辫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气质、后天却又努力收敛的写照。

中国公学阶段的少年胡适，在思想和学理上已从主要输入变为也能输出了，主要是参与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持了革命党的刊物《竞业旬报》。该报起初是要把“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

这样的宗旨“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

。以胡适在中公的年少，又能做文章，自然最适合此刊物的撰述工作。故同人初请胡适加盟，或多因其年少，但对胡一生的影响，却的确不小。而且胡适这个小大人似乎很有些将此报办成针对所有国民的意思。到胡适自己写该报宗旨时，已是“眼见那时势的危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

，才不得已来办此报，希望“我们的同胞”

要做到他希望的五条要求。处处提的是同胞、国民，显然已不只是为“小学校之青年国民”

说法了。胡适提的五条宗旨是：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要爱我们的祖国；要讲道德；要有独立精神。这些观念，除爱国胡适后来较少挂在口上以外，其余都是胡适一直强调的。故胡自称他的不少思想在此报纸中已可见“重要的出点”

，是很确实的。[61]

胡适后来认为，《竞业旬报》时的写作给了他“一个绝好的自由表思想的机会”

，使他“可以把在家乡和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

。这是他继在家乡讲故事之后的又一次做“系统表达”

的机会，而且他是非常认真对待这一机会的。胡适在1915年慨叹道，他已“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

。可知《竞业旬报》时的文字皆是“着意文字”

。到他四十岁时重翻看《竞业旬报》后，不无自豪地说，他少年时的这些文字，“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不过，那时的胡适所本的还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正如他回忆的，他在十六七岁时刊于该报之小说《真如岛》中，曾“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

，尚未能像留学时也将文学本身的优美视为重要价值。而且，那段时期的作文还给了胡适“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

，为他日后“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打下了基础。[62]

如果说中国公学在教育上给胡适的不是太多，那段经历却给了胡适不少处世的经验和教训。中公的放任，使胡适较能往“率性”

一面展，那时他和他的许多同学，正是处于“狂奴”

的境地。胡适在中公的同学，也曾做过他英文班学生的杨杏佛，后来在赠别胡适的词中记他初来美国见到胡适，不免“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

。胡适赠别杨的词也说：“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

两个“狂奴”

而兼“酒徒”

，那时的日子似乎也还过得潇洒。其实，正如少年胡适有时不免“强作愁”

一样，“狂奴”

的意思，大概也有点“强作乐”

的意味。而“酒徒”

恐怕就是真的愁在其中了。胡适留学时在日记中曾提起，“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

。那一方面是因为家境日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前途可忧。在这种情形下，如胡适自述：“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

他就在这“狂奴”

兼“酒徒”

之中领略了十里洋场风气的另一个侧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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