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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
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
或“胖辣妹”
，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
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
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
他说。
“鲜艳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
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
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谎言与事实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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