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起死又回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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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

随着“王张江姚”

四人帮的垮台，中华大地终于结束“十年动乱”

呈现出“严冬过尽绽春蕾”

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恢复“高考制度”

。面对国家先在教育领域的“破冰”

改革，一度被压抑多年的全国各族青年无不欢呼雀跃。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书本，挑灯复习，开始迎战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考”

。

那一年，三哥贵章和我也都决定参加高考。当时贵章哥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阳山结识的右派陈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做了一名讲师。儿子陈晓珊和女儿陈菲菲还在磐石朝阳山参加劳动。据贵章哥讲，陈晓珊和妹妹陈菲菲也都准备报名参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后来政审时妹妹陈菲菲通过并一举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后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黄金研究所当了一名研究员；陈晓珊则因在文革期间“涉嫌现反言论”

尚未作出评反结论而被剥夺了当年的“报考权”

。

在此期间，贵章哥为鼓励我参加高考还专门给我邮来了一叠子复习资料。怎奈因当年在校读书我哥俩均以语文一科见长，数理化失分太多而双双落榜。有鉴于此，为寻求改变现状我兄弟决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战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当年鹿场书记徐乃迁为支持我备战1978年高考曾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此外，我的母亲还从一家人的“牙缝中”

每月抠出1o块钱支持我去上县里的高考补习班。初始阶段我借住在县玻璃厂我的同学赫令江的职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厂的职工食堂，一应花销还能承担得起。然而好景不长，1o天后我就被赫令江的领导给轰了出来。无奈，我只能被迫退出补习班，回鹿场边上班边备战高考。因为我不忍心只为自己而让家人去喝“西北风”

。结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遗憾地只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孙山。值得庆贺的是，贵章哥当年总算将巴进线考入吉林市联大”

中文系，结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的“瓦匠生涯”

；他的好友陈晓珊当年也通过政审一举考入大连铁道学院，后成为吉林电力大学的一名老师。

打这以后，高考一年比一年难度大。特别是与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同台pk”

已经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说白了，要实现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改变，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考农场“以工代干”

岗位了。好在1977年1o月我已被恢复“团籍”

，同时还被解除了报考场内“公共岗位”

的各项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79年1o月，农场计划面向全场在职青年职工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

教师。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前往场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长处报了名。现在看来，那是农场有史以来声势最大、报考人员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议最多的一次公招。

关于那次公考，全场上至场领导，下到普通职工无不期盼参考子女有幸通过公招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楼台者”

不惜铤而走险，开始挖空心地把“算盘”

打到“出题老师”

的身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也的确是最直接和最“有效”

的办法。

针对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

。即先对本次公招从报名对象、录用名额、出题老师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得出“知己知彼”

的判断：即本次公招农场若单凭文化课考试排序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我百分之百没戏。其理由，一是本人严重偏科，数理化会扯后腿；二是已离开校门三年半，与刚毕业的“小字辈”

同时竞考根本没有胜出的可能。由于本人事先对这次“公招”

看得很透，所以后经两天苦思冥想，终于给自己憋出个“出奇制胜”

的“绝招儿”

。即以给场党委上“万言书”

引起朱书记和全体党委委员对我个人“才华”

的重视。此外，我当时敢突这一奇想的关键还在于有两个难能可贵的外部条件：一个是场党委当时正在全场干部职工和党团员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

，这样一来，本人所上“万言书”

就纯属是响应党委号召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建言献策”

行为了；再一个就是79年5月朱书记到鹿场调研时我的言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对于我个人而言，此时我给场党委所上“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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