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子和而不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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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一、欧阳修慧眼识珠
欧阳修结识王安石，应该是通过欧阳修的学生曾巩，因为曾巩和王安石有亲戚关系。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见到王安石之前，首先看到了王安石的诗，一下子被他的诗所打动。在给朋友沈邈的信中，欧阳修写道：“介甫诗甚佳，和韵尤精。”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八。欧阳修甚至把该诗寄给沈邈欣赏。
庆历四年（1044），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写到王安石说过的一句话，“非先生无足知我也”
（宋）曾巩著，陈杏珍、晃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在心高气傲的青年才子王安石的心目中，欧阳修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庆历七年（1047）八月，曾巩陪父亲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到滁州拜谒欧阳修，并向欧阳修出示王安石新写的《唐论》一文。欧阳修看后非常感叹：“此人文字可惊，时所无有，……假如他的文章不能光耀于世，我们都会感到可耻。”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当时欧阳修正在编写一部时人的文集，便将王安石的《唐论》及其他几篇文章都编选进去。
当然，作为已经很有成就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指出了王安石文章中的缺陷。他认为王安石的文章视野还不够开阔，喜欢造一些生硬的词语和句子，喜欢模仿前代一些著名文人的文章，这虽然表现了王安石渴求创新的欲望，但不可过度。模仿前人的笔法是成功的必由之路，但要把握好度，要顺其自然。欧阳修的指点，对王安石的成长非常有益。
当时王安石在扬州，做扬州知州韩琦的幕僚官，韩琦又是欧阳修的好友，扬州离滁州也不远，所以，欧阳修又托曾巩代邀王安石来滁相聚。但是，这次聚会却未能成行。
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舒州（治今安徽省潜山市）通判任职期满，回到东京，朝廷改授他集贤校理的官职。这个官职与欧阳修曾经任职的馆阁校勘一样，都是将来能够升迁的重要台阶。王安石却以家里贫困、东京生活费用太高为由，四次提出辞呈，请求赴外地做官。朝廷于当年秋天，改任他为群牧判官，负责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和养马监。一天到晚和马打交道，王安石更不愿意，又以此前提出的理由辞呈，坚决请求赴京外做官。当然，这是王安石真实的愿望，也是确切的理由。刚刚升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听说后，意识到王安石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又怜惜王安石的才华，于是趁着王安石到家拜访的机会（也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对其晓以利害，王安石方才上任。王安石此次拜访欧阳修，因为有其他客人在场，有些话题也不便谈。后来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困境，也透露出他缺少知音的孤独感。（宋）王安石著：《王文公文集》卷第三《上欧阳永叔书》（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
至和年间，欧阳修见谏院尚缺两名谏官，鉴于王安石的才华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认为他很适合做谏官，于是上札子向仁宗推荐王安石，札子中写道：“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九。但是，朝廷没有接受欧阳修的主张。王安石则于群牧判官任职期满后，于嘉祐二年（1057），出任常州知州。
王安石列于欧门后，对欧阳修充满了感激之情，“蒙恩不弃，知遇特深，违离未久，感恋殊甚”
。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作诗赠王安石，对王安石的前程充满了期待，全诗如下：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二八。
第一句指李白，唐玄宗时期，李白曾经供职翰林院，欧阳修幼年时期读过唐末著名诗人郑谷的诗，其中有一句就是赞颂李白的，“高吟大醉三千首”
。第二句指韩愈，韩愈曾经做过吏部侍郎。欧阳修于诗最佩服李白，于文章则最佩服韩愈。宋人也多将欧阳修比作宋代的韩愈。
这首诗隐含着期望，期盼王安石将来能够继承欧阳修文坛盟主的位置。毕竟欧阳修在宋代历史上的贡献首先是文学家，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真心希望有人能继承、发扬古文革新运动。
王安石随后做了一首和诗，题目是《奉酬永叔见赠》，全诗如下：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履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第五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王安石此诗除了感谢和虚心的表达外，并没有直接回应欧阳修的热望，对欧阳修的厚望似乎“只是表示了礼节性的敬意，采取的是不即不离的态度”
［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庆等译：《宋元明诗概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安石后来给自己制定的主要人生目标是“立功”
，让赵宋政权从危机中走出来，所以王安石在宋代历史上的地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
后来，随着二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明显，欧阳修遂将欧门新一代掌门人选的目标放在了苏轼身上，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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