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独闯和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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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阮氏最初是两晋之时，河南阮氏南渡形成，阮元则自认祖上是魏晋人阮籍。只是安南国中，朝代更迭数次，尤其是陈朝取代李朝之时，为防止民众思念旧朝，强行将国内李姓改为阮姓。而阮元的祖先，可考的也只能追述到元末江西阮氏。故而二者虽然同源，却并无多少实际联系。当下和珅也笑道：“安南仰慕华风已久，以汉人之姓为己姓，也是常见的。”
福长安也说道：“三哥，这阮元我听说过，今年翰林大考得了第一，学问、文笔都还不错。其实在翰林里，他对和中堂不过是礼敬有加，别的也没做什么。只是翰林里那几个新人，都和阿中堂的孙子要好，故而见了和中堂，都是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所以这阮元看起来，比旁人更亲近和中堂些。”
福康安道：“对和中堂，既不亲，也不避，这种人倒是少见。”
眼看院中人多，也不是谁是阮元，便朗声道：“下面众人，可有一个来自翰林院，叫阮元的？快快上前，嘉勇侯有话要问。”
阮元本想着在后面待上一会儿，便即离去，没想这时突然听到福康安话。他在京城多年，知道福康安战功卓着，人品却多遭非议，先前柴大纪无故问斩，起因便在福康安身上。故而虽早听谢墉说过，自己和福康安算是同门，却也不愿与之过多来往。
可环视四周，席中认识自己的人也不少，即便现在他想避开福康安，也已别无退路。只好站起身来，硬着头皮走上厅前，行礼道：“下官翰林院编修阮元，得蒙嘉勇侯青睐，实属荣幸。下官取录生员时，座师乃是谢金圃大人，早知嘉勇侯文武双全，今日一见，嘉勇侯果然是人中龙凤。”
既然来都来了，阮元索性也更进一步，说出自己和谢墉的关系，先认福康安做同学，想着这样至少福康安应该不会为难于他。
但阮元这样一说，福康安也有了新的想法。
从之前的了解中，福康安已大致判断出，朝廷里和阮元更加亲近的，应该是阿桂、王杰等人，他跟和珅关系未必有多好，只是考虑到师生之谊，不愿失了礼数。福长安说他颇有才华，多半也不会假。他又主动承认谢墉是自己恩师，既然这样，这个人很有希望为自己所用。
他用兵多年，虽然并非百战百胜，但也颇多心机。想到若是要把阮元收入旗下，最好是让他和阿桂、王杰等人断绝关系，阮元又不大可能转投和珅，这时自己再抛出橄榄枝，说不定就会引阮元来投。故而话锋一转，道：“朝廷之中，都说阮翰林是青年才俊，新科进士里，也是一流人物，今天也来给和中堂送礼。哈哈，和中堂真是德高望重啊！”
此言一出，果然全场哗然，一时间坐席中人议论纷纷。
“阮翰林我听说过啊，平日总是和阿中堂的孙子来往，怎么今天也来和中堂这里送礼了？”
“也不知他送了什么，不过啊，阮翰林是真识时务，眼看阿中堂王中堂老了，你看，这不立马调头送礼了？”
“那是自然，你看看人家恒瑞，阿中堂那边亲家结着，今日这礼？嘿嘿，五箱上好的蒙古皮草。怪不得人家打了败仗，还能当一品将军呢。”
和珅听着，也知道福康安话中有话，这一句话说出，不出数日，阮元送礼之行就当满城皆知。到时候阿桂、王杰等人，说不定就会和他翻脸，若是阮元孤立无援，那最显而易见的救命稻草，就是自己。至于福康安为什么会帮自己，可能是因为福长安之故，一时也没多想。所以也暂时不动声色，只听阮元回答。
阮元也清楚，这是福康安的挑拨离间之计，他这样一说，旁人想的不是什么和珅德高望重，而是自己一个原本应该清廉、有气节的读书人，竟然也开始给和珅送礼了。在座这些人，十有八九都是存了巴结和珅之意而来，为了增长声势，也会把自己当做一杆大旗，立在外面，他们只管高声呐喊，却绝不会帮助自己做任何实事，最后不动声色，从中取利。可自己的名声，只怕从明日起，就要被这些人败坏了。
但即便如此，既然做好了来送礼的准备，自然也要面对这些突情况，眼看福康安这一句话，已经是针锋相对之势，阮元也顺势答道：“回嘉勇侯，和中堂上年间，兼任我翰林院的庶吉士教习。下官不才，正被选做庶吉士。一年之中，和中堂多次亲临翰林院对学生多有提点教诲。尽师生之礼，原是圣人先贤之意，学生报答恩师，亦是本分。”
这一段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态度明确。阮元于和珅之间，只有师生授业之情，并无其他。福康安眼看阮元应对得体，也不禁笑道：“阮翰林说，和中堂亲临翰林院，对你提点教诲。这倒是我孤陋寡闻了，只听闻和中堂吏治之才出众，和中堂学问如何，我在外多年，竟是不知，实在惭愧啊。阮翰林，和中堂提点了你些什么，可否告知我等啊？”
这话本也有调侃和珅之意，只是和珅想着，福康安毕竟为自己解决了阮光平的问题，上一年安南战事紧张，自己没少被乾隆批评，福康安结束南部战事，便是有恩于自己，更何况福康安此举，实是对己有利，故而没有言语。阮元同样知道，福康安这一问正好切中要害，和珅学问平平，原本在翰林院也没多少作为，但若是自己含糊其辞，那就说明之前全是自己假意敷衍，旁人也只会认为，自己是个逢迎谄媚，实无半点才能的小人。眼看接下来只得背水一战，阮元心神略定，从容答道：
“回嘉勇侯，和中堂在翰林之时，曾与我等论及公孙衍、张仪之事。论及《孟子》之中，‘大丈夫’所谓何事。孟子有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朱子亦曾言明，公孙衍、张仪阿谀苟容，窃取权势，实乃顺从之道，而非大丈夫之道。”
“讲到这里，和中堂与我等言及，这顺从之道，与大丈夫之道，究竟有何不同。所谓顺从之道，其本质在于顺从之人，心中本无恒定的是非。相反，他们以别人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似此般全无主见，凡事应声附和，便是顺从之道。而大丈夫之道，其关键在于，心中要有是非。故而，为学当以格物致知为本，只有勤加学习，方知何为是非，知道何为是非，便应遵循是非之道而行，而不应以他人意志之转移，言行之变迁为准则。和中堂这一番大丈夫之辨，实在让学生收益良多。”
和珅听了，嘴角间也不觉泛出笑意。其实这一段话，还真是自己在翰林时所讲。但当时和珅不过仗着聪明过人，对《孟子》章句随意解释，竟也能讲得通。而那日课业之后，庶吉士们每提及这段话，无不嘲讽和珅口是心非，没想阮元竟还记得，并且说了出来。
其实这“大丈夫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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