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两次革命（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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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
。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做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
我必须郑重地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
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
做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
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
，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
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
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
，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
一词来指称十六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
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
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绝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netg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
（thepythagorianrevo1utioninnatura1snet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做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
，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
（mathematinet）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
，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
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
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
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
），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
指计算的技术，而“义”
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展起来的，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出“其义全阙”
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
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
，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
）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
）与李善兰（一八一〇至一八八二
）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1exandery1ie，一八一五至一八八七
）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
），于一八五八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
），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一八六九至一八八二
）。李善兰（字壬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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