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督徒（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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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

。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

和“羞辱”

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

）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

。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

；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

。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

《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capovi11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

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

，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

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

：“不为明天而忧虑”

，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

，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

。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

这种摆脱了顾虑和担忧的彻底的自由，就是他谦卑（humi1ity）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他能毫无保留（无论是心理或情感的保留

）地说：“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

在《灵魂之旅》中，我们很难在一层层的虔敬言辞（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陈腐，但对他并非如此）之下，现那主导他生命的基本音调（chord）。我们甚至很难期待在其中看到他得自此种音调的笑的智慧。不过，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教皇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新的沉重责任，是如何在最开始时使他焦虑甚至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对自己说：“吉奥瓦尼，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肃！”

此后他便睡得安稳了——这些如果不是在宣扬谦卑，那还会是什么呢？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和囚犯或“罪人”

们在一起时也仍然感到快乐，更不用说和他花园里的工人、厨房里的修女（肯尼迪夫人及其女儿，以及女婿赫鲁晓夫

）相处了。毋宁说，是他强大的自信使他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去。因此，他到监狱里向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说话时，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和兄弟”

；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他们，他在童年时是如何偷了一个苹果而没有被抓住，以及他的一个兄弟是如何未经许可就去偷猎并被人逮住的事。当人们带他到“关押无可救药的罪犯的单人牢房”

时，他“以最威严的声音命令道：‘打开门。不要将他们和我隔开。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

的确，所有这些话都是牢固而经久的基督教教义，但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仅仅只是理论罢了。即使是《新事物》（Rerumnovarum）——这一由“劳动人民的伟大教皇”

利奥十三世出的通谕，也没有阻止梵蒂冈教会向工人们支付饥饿工资。约翰这位新教皇可以和任何人谈话，这一让人不安的习惯几乎立即招来了对他的诽谤。按阿尔登·哈奇（a1denhatch）的描述，他曾问过一位工人：“你的情况如何？”

这位工人回答：“很糟很糟，教皇陛下。”

然后他便告诉教皇他的薪水是多少，他需要养活几口人。“我们一定会为此做些事的。在你我之间，我并不是你的陛下，我是教皇。”

而这句话意味着：忘掉所有的头衔，我是这里的脑，我可以改变事情。后来，有人告知这项新的花费只能用慈善救济款来支付时，他仍然保持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就从中拿一些出来吧。因为……正义（justice）要优先于慈善（charity）。”

这些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是因为它们都拒绝屈从于那种普遍的想法，即“连教皇每天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神秘和敬畏”

，这种想法在约翰教皇看来明显与“耶稣的榜样”

相矛盾。而的确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次引起高度争议的对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见结束时，教皇作出了一次非常符合耶稣的“榜样”

的言：“现在，既然你们允许，是该祝福你们的时候了。一些祝福根本不会伤害你们。请接受它们，如它们被赠与时那样。”

他身上这种对信仰的忠诚，从来没有被怀疑所困扰、被经历所动摇，也从来没有被狂热所歪曲——“这种狂热，即使是天真的狂热，也永远是有害的”

。当这种忠诚体现在行动和活生生的言辞中时，它是极好的，而当它变成印在纸上的僵死的文字时，就有些苍白和乏力了。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附在书后的那少数文件，唯一的例外是《致“龙卡利家族”

的精神遗嘱》这封信。在这份文件中，他向他的兄弟们、兄弟的孩子及外孙们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拒绝“把他们从可贵和安心的贫困”

中提升出来，尽管他曾“经常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穷人帮助其他穷人”

一样。他还解释了为何“任何东西——地位、金钱或好感——我从未要求过这些，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

。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

。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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