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两次革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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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余英时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我的陈述有助读者。

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

正如本书“导言”

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

（Theneedham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

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

而。在“导言”

与“总结”

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netdnetbsp;inneta）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一九四三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九七五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

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做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至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

。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

，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

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

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与席文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

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一九七四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

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展出来的“科学”

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

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

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same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

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

各自“分途”

（separate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

并不妨碍将来“同归”

于“现代科学”

。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

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

各自分途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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