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两次革命（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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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一八二三至一八九七

）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

，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

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

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

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

，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

虽未“入室”

，至少已“登堂”

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

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

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

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地，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

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许多技术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明，但并未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

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

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

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

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

来翻译西方的“科学”

，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

，也就是“人间世界”

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

，则所谓“李约瑟问题”

只能是一个“假问题”

（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

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

、“中国科学”

。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

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netsurab1e”

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

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

说：中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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