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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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告说，目前那儿的形势千钩一发。我望着陶梅庵的脸，从这张脸上看出了他的悲衰、老态和一片忧国之心。
“君宜……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知道又有什么可怕的消息要告诉我。仿佛现在一开口准是那些事。
“什么事？”
“有一趟火车，明天中午开往重庆，是军队专车，运送省府高官家眷，它起飞的时候……”
他简直说不下去了，“我希望你坐上它走。”
“不，我哪都不会去。”
我站起身，打断他。
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你疯了？梅城很快就会沦陷，这里是保不住的。你必须走，中央会迁都重庆，你在那，我才放心。”
“日本人在到处破坏铁路，张大帅都在火车上被炸死了，他们为什么就不可能把这儿也炸了？”
“别他妈跟我乱扯。”
这是陶梅庵唯一一次骂我，以后再也没听过。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留在这儿。一听说要打仗我们就谈论过这件事了。别的妇女儿童都在这儿。我为什么就要走？”
“因为你在重庆会安全。重庆作为陪都，中央政府不可能让它轻易沦陷，这你该比我清楚！”
我不再理他，假装什么都没听到，继续看我的书。
他抝不过我，当夜就没再提了。
第二天一早，我一睁开眼，他就又跟我谈起那件事，可是我更坚决了。对他说的统统不加理会。
七点半，他准备上班去的时候，我望了他一眼，“梅庵，我是不可能走的，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他久久凝视着我。“小蠢货，这一次，是真蠢。”
他一字一顿，眼里噙满泪水，但就是不肯掉落，嘴角似哭又似笑。然后他走了。
我知道今天不过半夜是见不到他了，我突然很后悔，为了去调查连环案的真相，竟把他独自一个人留在梅城，承受着战时的巨大压力。听说自抗战以来，他就主动请缨投入了梅城市政府的工作，我相信，他今天晚上，也一定累得东倒西歪。
我要将欠他的，一并补回来。梅城虽濒临伦陷，但我们可以一直地老天荒。
五月，日本人对梅城发动了多次空袭，地面军队也开始轰炸了。
我很少见到梅庵了。
感到是祖国抢走了他的所有精力，这没错。可陶梅庵与我的距离越越来越远，这也是事实。
他越来越沉默少言，从不跟我说笑了，我们的生活完全停止了。他现在什么也不对我讲了。
我觉得梅庵远离了我的生活。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有了外遇，当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不管梅庵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我的份儿。
难得见到他，我还不如去重庆算了。
我常常想，蒋浩然到底怎么样了？可是我无法联系到他。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的蒋浩然比我还孤单。
我至少还有老公在身边，虽然不常在，而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从送丁小曼登上往重庆的火车后，他一点也不知道她的音信。从岳母的来信里，他只知道，丁小曼天天不着家。他清楚她近来干了些什么，肯定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他已承担了责任，加入了地下游击队，不时地营救未离开敌占区的人。
此后半个月，是梅城战前的和平时期，最初的震惊之后，人们渐渐对战争不再敏感了，仿佛这样的日子会无限期的过下去，人们又平静地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小酒店生意又好了起来，戏馆又重新开张了。
梅庵继续忙于那些接连不断的秘密会议，我忍受不住了，开始烦恼起来。至少他可以告诉我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总是信任我的，可现在显然不信任了。他继续做他的秘密工作，有时数日不归。我常接到他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只是告诉我他要出城去。
1938年5月14日，2000多名日军乘天还未亮从南门杀进城内，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从睡梦中惊醒的老百姓哪还顾得上收拾家当，只能扶老携幼反着枪炮声向北边逃命，慢者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快的往往也跑不过罪恶的子弹。
“跑鬼子反”
的市民们都拥到北门，城外狭窄的拱桥成为人们求生的惟一通道，被挤落水的和被赶上的日本兵打死的不计其数，有人后来用桥上“枕藉”
、桥下“断流”
来描述那凄惨的场面。
而滞留在城中的无辜平民，尤其是青壮年，多被挨家挨户抓出押至苗圃（今市体育场）和卫衙大关（今安庆路与花园街交口）等处枪杀。
有关资料显示，梅城沦陷前城内仅有居民约万人，而后来几天中经红十字会出面掩埋的尸体竟达5000具！
日军与开道的伪军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有些人家，门前自己挂起了太阳旗，几小时内，梅城市内的所有建筑上都飘起了太阳旗，它们肆无忌惮地在中华大地上飘舞着。我在窗前看这一面面丑恶的太阳旗，泪如泉涌。
避难去重庆
昨天我就没有看见梅庵了，不知道他此时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这天晚上，梅庵走僻静的街道步行回家了。
看到他安全回家，我揪着的心才算放下，接紧着是我的嚎陶大哭，他把我揽在怀里，语气急切地跟我说，“要放下窗帘，紧闭房门。鬼子目前不会在这个高档小区里伤害谁，可是最好别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急着回办公室去，昨天他们已销毁几卡车文件了，可是在把这个小城交给日本人之前，他们仍有事可做。
梅庵告诉我，市长及官员将在后天辞职，他们计划逃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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