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北宋的文人墨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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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幼聪慧好学，刻苦攻读。天圣八年（1030年），他考取进士，由此步入仕途。

欧阳修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在苏轼考进士时，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慧眼识珠，对苏轼的才华赞赏有加。他还大力提拔了王安石、包拯等新人，为北宋的政治和文化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

时，欧阳修坚决支持。他深知当时的社会积弊，期望通过改革来改变国家的困境。然而，“庆历新政”

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欧阳修也因仗义执言而被贬谪。

欧阳修在朝中的好友众多，如梅尧臣、尹洙等，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文学，交流心得。

后来，欧阳修再次被贬，仕途颇为坎坷。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追求。

欧阳修在文化修养方面成就斐然。他主张诗文革新，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摒弃了当时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

其散文作品，如《醉翁亭记》，文笔优美，富有情韵，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一句，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被后人传颂不衰。

他的诗词也别具特色，如“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饱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

欧阳修还参与编纂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重要史籍，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欧阳修的文学作品涵盖了多种体裁，不仅有散文、诗词，还有史论等。他所着的《朋党论》，观点独到，论证严密，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文学才华。

在文学创作之外，欧阳修还积极提携后学，如苏轼、苏辙、曾巩等，都曾得到他的赏识和指导，为北宋文坛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公元1072年，欧阳修与世长辞，享年66岁。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的坎坷经历，还是在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至今仍熠熠生辉，为后人所敬仰和传颂。

北宋五子指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北宋时期，社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

当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广泛传播，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这促使儒家学者们反思和创新，以应对这种局面。

北宋五子应运而生。周敦颐以其《太极图说》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为儒家道德伦理提供了宇宙论依据，其诗句“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

也展现出独特的意趣。

邵雍精研易学，在其代表作《皇极经世书》中通过对《易经》的深入研究和创新解释，构建了独特的宇宙观和历史观。

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振聋发聩的名言，他的“气本论”

主张万物皆由气构成，其代表作《正蒙》对理学发展影响深远。

程颢和程颐兄弟共创“洛学”

，提出“天理”

概念，认为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根源，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来认识和遵循天理。程颢的诗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体现其心境，程颐的学术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伊川易传》等着作中。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儒家学者们对佛道思想冲击的回应，他们强调道德修养、个人社会责任以及对天理的追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和深化，使得儒学在哲学层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

周敦颐乃北宋理学的开山祖师，他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代表作《爱莲说》通过对莲花的赞美，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一句，更是成为千古名句，展现了莲花身处污浊环境却依然保持纯洁的特质，也反映了周敦颐自身的道德追求和人格理想。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读来令人深思，给后人带来了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黄庭坚出生于公元1045年，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聪颖好学。

黄庭坚于治平四年（1067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在朝廷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着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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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在为官期间，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和文学造诣。他主张改革弊政，关注民生疾苦，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政治抱负未能充分施展。

黄庭坚的文学成就颇高，他的诗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他与苏轼缘分深厚，黄庭坚的岳父孙觉和舅舅李常都是苏轼的好友。

1072年，湖州太守孙觉向杭州通判苏轼推荐黄庭坚诗文，苏轼赞其“此人如精金美玉……何以我称扬为？”

1077年，苏轼在拜访济南齐州太守李常时，又见到黄庭坚的诗文，称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

。

1078年，国子监教授黄庭坚鼓起勇气寄信给苏轼，苏轼也热情回复，从此二人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成为知己好友。他们的诗文与苏轼并称“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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