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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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张士德攻占苏州。三月，张士诚奉母亲曹氏至通州（今江苏南通），预备过江。母子登狼山（在今南通市郊）观长江之险。这时候张士诚第一次见到“金姑姑”

。金儿奉命出见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

曹氏连忙叫她回去改装。金儿换装后再与张士诚见面，张士诚“凝志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

。下狼山的时候，他对金儿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堂则在算卦人之中。诚如太夫人所说，你是真天人。怎么能让你埋没在婢女侍儿之中！”

长江水深浪阔，张士诚又命金儿卜渡江吉日，金儿口占十六字曰：“羊肠九索，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

这时正好有福山富户曹氏发江船百艘、杀牛担酒来为张士诚“犒师”

，于是张士诚大举渡江。乃至福山，仍纵将士肆行掳掠。曹氏虽迎降在先，不过免遭屠戮而已。

在此前后，金儿似乎已看透张士诚不足以成大事，她奉命为张士诚卜“国运短长”

，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

为对。张士诚大喜。但她回去对父母却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张士诚的运命只有“天运一周”

，即以十二辰为一纪；十二年之后难保“颠踬殒坠”

。李素大惊说：“如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正好与他同享富贵，为什么出此不祥之言？”

金儿作色答道：“千里马不能与跛驴套在一起拉车，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贤明的人也不能与不肖者混迹在一起。我可不愿做他们那等人的臣下。”

父亲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帮他占卦，动中事机？”

金儿说：“君子虽然想高蹈远引，但还是愿意略显德泽于人，为群民除害，来显示天的好生恶杀之性。我这样做，只愿有功德于人间，不求个人的尊荣。父亲你是不能理解的。”

李素大怒，骂道：“女人就以容貌颜色来服侍人。闺门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她的本份。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能以王霸杂术而闻名于世的。”

父女争辩再三，才不欢而散。

但是张士诚却匪夷所思。他想试探金儿的心思，于是对她说：“我心中已默有所祷。你能卜得出是一件什么事吗？”

卦成，金儿对曰：“不敢以告。”

强之再三，她才说：“有二三条蛆，因为追逐飞蝇掉进大锅里，灌饱了锅里的沸水，沉淹殪气而死，与母亲永别。”

张士诚不甘心，说：“听说用龟甲占卜才能知真凶吉，你用的是中间空枯的鸡骨头，怎么可以完全相信？”

他把一枝桃花插在金儿头上，说：“就以它为聘金吧。”

金儿自知不能免，于是要求先回去稍作安排。她与父母家人见面后，向天列拜，长跪私祷，然后就闭目绝虑，奄然无语。父母大惊，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大声叫她。金儿已经气绝身亡。

据说，明军进入苏州，乱兵发金姬之墓，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蜕去”

，棺椁中只有衣衾还在。

后来的人追述这段故事，说金儿“周旋戎幕，口不治腥膻之味（因为她修持吃斋），心不慕金玉之屋。……使强暴之主，朵颐（在这里指垂诞的意思）凝注而不敢肆为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贪夫自避”

。金儿不满意元末社会的“不平”

，却又找不到真正能解救天下的人，最后空有一副侠义心肠，只落得抱恨而死的可悲结局。丛脞众生杂传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实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癊的一份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米价——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基本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资料。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

、“节妇”

、“孝友”

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在今山东），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来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帮助晚了。乡里的人户都知道他的德行。

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

。他在80岁上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

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商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写碑当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风尚所崇。

商人的活动有时在诗歌中倒被描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有古诗《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瘛之成霸道。如何后世严立法，祗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

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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