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说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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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作“缦”
。胡，大。短后之衣后幅短的上衣，武人所着，便于跳跃。[17]语难竟以难事相夸说。[18]说（yuè）通“悦”
。[19]逆不顺。[2o]脱白刃脱利刃于剑服，即抽剑在手。[21]趋快走，是见君主与尊贵者的礼节。[22]焉原文无，今据《御览》三三四卷所引补。先先行介绍。[23]禁制禁服，禁暴制敌。[24]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谓假设十步内置一人，虽行千里，无有能留碍之者。表明剑术的高明，遇之者皆披靡。[25]示之以虚言其剑指东击西，出其不意。之指对手。以下三句同。[26]开之以利言造成有利的势态，以便趁虚而入。[27]后之以，先之以至比对方后剑，先刺击到对方。[28]休休息。就舍到馆舍去。设戏安排比赛剑术的场面，是决斗的文雅说法。[29]校（jiao）演习，比赛。[3o]奉剑捧剑。奉，通“捧”
。[31]敦对比。[32]御用，拿。杖同“仗”
，兵仗，剑、戟之总名。[33]燕溪地名，在燕国。石城塞外山名。[34]代原文为“岱”
。《水经注·淄水注》“至于燕锋、代锷、魏铗、齐铓，于今剑不殊。”
此当由《说剑》而来，今据以正之。因“齐岱”
多连称而误。锷为剑之左右两锋，应在两面。又以上所举其他皆国名，唯“岱”
为山名，殊不相类。“代”
，战国时国名，地在今河北蔚县一带，东与齐相连，故曰“齐代为锷”
。[35]晋卫为脊“卫”
原文为“魏”
，下文言“韩魏”
，则此“魏”
字为“卫”
字之误。赵在北而卫在南，故云。脊指剑背。[36]镡（tan）剑环。或称为剑口、剑珥。[37]夹通“铗”
，剑把。[38]四封四面疆界。“封”
原误为“时”
。然而上下文皆就地理言之，不涉及天时，下文中另有论及四时的文字，今正。四夷和四封都在边界，故言“包以四夷，裹以四封”
。[39]带连。常山恒山，汉人避文帝讳而改。[4o]制支配。五行联系下文看，此处非指金、木、水、火、土。据马王堆出土帛书《五行篇》，应为“仁、义、礼、智、圣”
。[41]论判断衡量。刑德刑法与恩德。[42]开开导。[43]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夏时持之不用，秋冬时用之。古人以春夏时农事正忙，故不用兵，不行刑。秋冬之时始兵、行刑。[44]直朝前刺去。[45]案同“按”
。[46]决通“抉”
。《说文》“抉，挑也。”
[47]绝砍断。纪悬挂大地的绳索。[48]匡匡正。[49]芒然同“茫然”
。[5o]法效法。三光指日、月、星。[51]中和调和。四乡指四方。[52]窃私下里。薄鄙薄。[53]宰人上食，王三环之膳官上菜时，文王多次回头看，示意快些上菜，显示了对庄子的器重与态度之热情。宰人，宫廷膳官。[54]毕奏说完。[55]服毙自杀而死。
赏析
本文所表现的庄子敢于冒“身刑而死”
以求赵国百姓之平安的形象，与庄周远官避世、视卿相如牺牛腐鼠之思想相去悬殊。可证本文所写非庄周。又写其本着儒服，太子悝劝其着剑服以见王，文中“诸侯之剑”
一节以知、勇等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可证此文非庄周一派所作。按当时历史与庄辛的经历，只能是由楚暂居于赵国的庄辛。此前庄辛因谏楚襄王未果而离楚之赵，在赵国停留十月，期间受赵太子悝之请，说赵惠文王。当时赵惠文王（前298—前266）正热衷于观击剑，本文应是在庄辛劝谏赵惠文王的辞令基础上写成的（参《庄辛——屈原之后楚国杰出的散文作家》，见《屈原与他的时代》）。其开头与结尾当是传抄中所补，关于《说剑》作者是否为庄周或庄周一派，北宋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孙鑛说本篇“事与辞俱非庄派，只是战国时策士游谈，正与《弋说》及《幸臣论》相似”
（宣颖《南华经解》引），《弋说》即《史记·楚世家》所载的“楚人以弋说楚襄王”
，《幸臣论》即庄辛《谏楚襄王》。孙氏将其三者合而观之，甚有见地。今人罗根泽以之为“纵横家托之庄子而造出来的故事”
（《诸子考索》）。钱穆则明确提出其作者为庄辛（《先秦诸子系年》），可谓独具只眼。
本文结构上同样是由一小段叙述文字交代原委，引出人物成客主之辩的框架，主体部分论“天子”
“诸侯”
“庶人”
三剑成骈联铺排的形式，而又在内容上、思想上成递进之势，主体部分文字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文心雕龙·诠赋》云“述客主以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又本篇末尾点出全文之旨，与开头相照应（姑视开头一小段后人所加为“序”
），也即《诠赋》所说“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
。文中以中原各国及燕齐之地势以喻剑，表现了一种统一天下的政治眼光，以开阔赵惠文王的心胸，激励他的政治抱负，是很有深意的。行文气魄宏大，比喻也很贴切。燕溪石城在最北，故喻为锋；齐代稍南，左右并列，故喻为两刃；赵卫南北相接，而地处正中，故喻为剑脊；周宋又南，左右相距稍远，故喻为剑珥；韩魏在周宋之间，南北纵列，故喻为剑柄。论治国之道却避开治国言辞，据赵惠文王之所好以治剑为喻，而且语言整饬，很富有文学性。以下论诸侯之剑、庶人之剑与论天子之剑文字骈联并列。通过具体描写说明作为一国之君应有之选择，说理透彻，又有感染力。所以我们把本篇与庄辛的《谏楚襄王》也作为赋来看。实际上，它们与唐勒的《论义御》、宋玉的《风赋》《钓赋》极为接近，反映了赋体文学在其早期阶段与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并生的状态。
本赋之所以可以作为小说来看，因为它并不像其他赋作那样是对讽谏辞令以及游说活动的客观反映。从其史料价值说，所写庄辛劝说赵惠文王之事，宏观上自然是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带有夸饰与想象的成分。文中把赵惠文王的好勇无谋、盲目浮躁以及强于外而脆于内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内容恐怕不是当时所敢说出的，庄辛那段精彩绝伦的议论，也不一定是当时真实的记载。因此，本篇应是劝谏之后的追述之作。这就与小说的性质相合了。当然，赋中所蕴含的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国强民安的政治理想，既与庄辛的《谏楚襄王》相一致，也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纵横之士。从这一点来说，南宋褚伯秀所说“《说剑》一篇，辞雄旨伟，铿锵千载，岂浪鸣哉！”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确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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