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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

。[9]

  这是唐先生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

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

的真意。胡适一生都非常重视“一致”

，主张一个人应言行一致、今昔一致，为此而不惜调整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记录（详后）。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尤其成为“人物”

的人，很少能不受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

。中国古人早就主张“多闻阙疑”

，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

，不去“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

。[1o]

  而且，如勒高夫所说，在历史传记这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

，恰隐伏着“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

，因为“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

。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论世”

以“知人”

的方法，[11]反过来，也可“知人”

以“论世”

（对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双向处理孟子的“知人论世”

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共同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展过程中的人”

。[12]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

。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

，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

。[13]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

与“论世”

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胡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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