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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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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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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师说,正是胡适提出的这种“重估定一切价值”

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张之洞等人关怀的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胡适完全同意,但觉失之以“简单拢统”

。他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体明确。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

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思想,学术,文学,信仰”

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

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

,只需输入即可。而且他主张输入的,也全是“”

的西方学理,中国人当时趋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思潮就是“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觉悟”

  但思潮先是“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

。胡适明确指出,那“重估定一切价值”

即“凡事要重分别一个好不好”

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这再次体现了激进的中国环境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在美国念书时本来对尼采不甚欣赏,如今却引为思潮的根本出点,其态度之变化不可谓不剧。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

。[12]所以,这一准则之用于中国文化,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

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这样看来,胡适不是全往尊西趋方向在走吗?从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记住胡适是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

的社会角色,就知道其实也不全然。他所谓“用科学的方法”

来“整理国故”

,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确实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

来,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

。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

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明一个字的古义,与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13]这里的“学问平等”

,正是针对的“世界上的学术”

,是胡适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

,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学”

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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