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文化方面的各大发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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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展，科学技术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如文和历法等在此时即得到了很大的突破性展。
我国文学的初步体系即是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
在古代，由于农业展和政权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文学的展。不仅周王室设有专职人员来进行文立法的工作，其他诸侯国亦是如此，由此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文学家，如鲁国的梓慎、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等。
连年战争，水旱灾害多是春秋时期的写照。灾人祸，使人们难以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在此情况下，人们只好寄托于占星术，以寻求一些心理上的慰藉，这也因此促成了早期的文家具备占星家的能力。他们通过星占学来观测和研究象，不仅能预测出五星的运行轨迹，还能预测日食、月食是何时生的。这一系列举动为积累文资料和揭示体运动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春秋》一书中即记录了许多这一时期的象观测结果，如它曾记录最早的一次日全食是生在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公元前72o年2月22日），而西方的记录要比它晚了整整一百三十五年；它还记载了最早的陨石记录是在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
。而世界上最早记录琴座流星雨的则见于《左传》“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庄公七年，即公元前687年3月16日）。
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展，在充分的文学资料积累上，以二十八星宿为代表的星象坐标体系得以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把沿球赤道或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为二十八个不同的星区部分，每个部分即为一宿，二十八星宿即由此而来。其顺序分别为：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另外，《诗经》、《夏小正》等书中记载了部分星宿的名称。
《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这里所说的参、辰是指商星和参星两个星座。由这一记载，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星宿知识已有较普遍的认识。当时三垣、四象、和二十八星宿是常用的星象，我国古代的星区体系也由此得以形成和展起来。
这一时期，人们在观察体运行规律时，还得出了一些有关宇宙起源、结构以及演化的理论学说，这为后来文学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文学之外，春秋时期的历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展。
我国古代的历法很丰富，包括很多内容，如大、小月的安排、节气的安排和每月数的安排等。设置历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农事，方便人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因而，能否准确、规律性计算出节气的转换是评价一部历法好与坏的重要标准。我国春秋时期的历法就已经很先进，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春秋后期出现的“四分历”
，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
“四分历”
是以365又四分之一为一个回归年长度，在19个太阴年中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所制成的一部历法。这里要指明的是，我国古代的历法就开始是阴阳合历，即阳历与阴历并用。所谓阳历，就是以太阳的运动周期所制定的历法；所谓阴历，又叫太阴历，就是以月亮的圆缺变化为根据所制定的历法。太阳运行一年被称为一个回归年，而月亮的朔望周期则是一个朔望月。我国所采用的这种阴阳合历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置闰月。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365日多，而一个朔望月则是29多，因而要想准确设计出一部历法是需要很多智慧的。望朔月被分为29和3o的大小月，如此一来，12个望朔月就是354或者355，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要相差1o到11。这样算来，三年之间就要相差一个望朔月还要多。古人通过经验总结，逐渐现安插闰月的方法。
如果三年安插一个闰月，就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少几日；如果八年安插三个闰月的话，又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又多了几日，总之是不很准确。经过人们长年累月的积累，终于现了在19太阴年中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这样就与阳历19年的日子几乎相等。
根据《左传》中记载，鲁国进行了两次冬至日的测定，分别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这两次冬至日相隔了133年，从此就可以推算出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开始采用了19个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来设定历法。虽然春秋时期，我国还没有制定出规则变化的历法，但“四分历”
的出现足以显示春秋时期人们的高智慧，而“四分历”
采用的这种19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也一直在后世延续，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重要结晶。
正如孔子所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展，生产关系、土制度也随之生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礼制的衰落和郡县制的兴起。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私学兴起、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
的局面。
“百家争鸣”
使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展，各派思想家就“礼治”
和“法治”
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要代表。
孔子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礼刑并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护传统的“礼治”
。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宽猛相济、一张一弛”
。《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证，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这一番对话包含了孔子对消灭犯罪与刑法的大胆设想。
这一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邓析等人。不同于儒家的保守，法家顺应时代的展趋势，提出变革的主张，创立的法令。作为法家的先驱，管仲等人主张“以法治国”
，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这一主张对后来法家思想的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的不断展，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变革。春秋初期，西周的法律一直被各诸侯国沿用，各国皆采取习惯法的形式，即使是有了的法律形式如王命，也都是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生产力不达的情况下尚且适用，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原有的法律体制就逐渐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为适应的社会需要，到了春秋中晚期，各国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巨大转变，其中又以郑国的“铸刑书”
、邓析的“竹刑”
和晋国的“铸刑鼎”
活动最为突出。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
杜预注此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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