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逃往江城市（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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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武卫”

的演变期。当时，力量单薄的“八三一”

被“井冈山”

围剿得只剩下“电力学院”

最后一个据点。若不是暑期的一个黄昏有多台载有“八三一”

武装学生的“敞篷”

解放汽车在临江门广场被“井冈山”

一派掀翻后用“汽油燃烧瓶”

烧死许多学生的“惨案”

生，淑峰姐被我妈强行反锁家中禁止出屋的话，倔犟的姐姐或许可能就跟“杜晓峰”

他（她）们退出城区到山上打游击去了。二是这波文化革命浪潮让我的母亲又一次的“丢掉了饭碗”

。本来母亲凭着在短时间内考下的“理技师证”

已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质的头道码头拐角“理店”

上班，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而且每月还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冬天，“井冈山”

与“八三一”

两派的“武斗”

已然升级到“真刀真枪”

阶段。其中母亲赖以维生的理店门前竟然还被“八三一”

派用沙袋垒起战壕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无奈，理店只能被迫关门。正因武斗升级和深怕女儿有性命之忧，母亲开始整天看着淑峰姐绝对不准离开家门半步。在此期间，她的同学曾多次到家来策应我姐“离家出走”

，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终还是向老妈妥协了，没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的事实验证，老妈的做法无比正确。一则是“八三一”

因打砸抢致死的3o多位被葬在电力学院的学生后来全被抠出按“白死”

埋到了北山黑沙岭乱葬岗子，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混着；二则是“八三一”

的多位学生领袖，后来包括“杜晓峰”

在内都按“打砸抢”

三种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969年，是我陈氏一家的“多事之年”

。随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两派的“大联合”

和政治上的“三结合”

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级革委会开始建立起来，一部分被关进“牛棚”

的老干部也被解放，除个别地方外“武斗”

基本被终止。但对我家而言，母亲还是处在失业状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妈在我姥爷和当兵大舅的劝说下才免强同意改嫁找个丈夫帮着养活一帮半大小子。

当时老妈经人介绍先后看过两个对象。第一个是老妈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担心过不到一起放弃了；第二个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于是又吹了。第三个就是小丽的生父于海生，大老妈16岁。介绍人是临江街道的马主任。当时继父的两女一儿均已长大成家，月工资76。5元是当时吉林二监狱的科级干部。关系确定之后，老妈就和继父结了婚。此后继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对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的“抚养义务”

。从此，家庭生活境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哥几个总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顿饱饭了。这些都是继父带给我们的改变。继父于海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

。在省内公安系统和吉林市有着相当不错的“人脉”

。他心地善良，脾气火爆，心气顺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生气起脾气来对我们是绝不手软的。在我们哥几个中，三哥几乎和继父没在一起生活过；我是什么人都能将就的，又不讨厌，所以基本没挨过继父的打；久章因年龄只有五、六岁，且相对懂事也没挨继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馋没少挨继父的收拾。为此，老妈因心疼老五没少跟继父动手“抓挠”

到一块儿。按说那时的老五也真是能气死个人，总是因为口吃的不惜挑战继父的“底线”

。即总爱偷吃继父自制的常备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苏珍宝岛战事生后，为适应准备打仗需要，城市开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员向农村疏散以减轻城防压力。由于继父在吉林监狱是在经济上犯有过失人员，所以便被作为批疏散对象下放到吉林省劳改镇赉四方坨子监狱十分场。就这样，做为他的家人母亲带着11岁的我、7岁的老五和5岁的久章也一并前往了北大荒四方坨子农场。三哥当时因不愿去“北大荒”

继续留在市内“捡煤核度日”

；淑峰姐随我们到镇赉一看太过荒凉，故也于3个月后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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