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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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吧，前些年我们科里来了一个病号，是个姑娘，一来就捂着身子，说疼得要死。后来给她做了个心电图，原来是心脏病，反『射』在那儿……这就要抢救。她称自己是过路的大学生，一口普通话。她没有任何亲属在跟前，当然谈不上什么押金了，住院手续都是我一手给办的，因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她住了半个多月，跟我们科里的人都成了好朋友。大家蛮喜欢她的。后来她差不多好了，有一天到对面门诊楼去做化验，而且是穿着病号服出去的，所以谁都没想别的。可是想不到她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原来她把随身带的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揣在了口袋里，跳上市内公交车就直奔车站，买了一张坐票就跑掉了。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她根本就不是大学生，学生证也是假的。她的住院费治疗费加起来上万元，我们科算是哑巴吃黄连……所有人不光是奖金没了，工资也扣了大半，还受了通报批评。那个院长你见过，别看笑眯眯的像个老太太，心比石头还硬，绝对不跟你讲情面。到我们科里治病的人，三分之二是市民和郊区农民，很多人都来自几十里外的农村，你跟他们必须认真，按规定办事，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栽进去。他们很会捉弄人的……”
“农民捉弄医院？”
“那还用讲。不过他们有的也实在是太穷了，治不起病也拿不起『药』。有很多病人应该马上住院，可就是因为住不起，结果只能回家躺在炕上熬。有的刚刚五六十岁，得了病家里人也不让送医院，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送医院干什么？‘熟透的瓜儿了’。就这样让他在炕上躺着继续‘熟’。这儿的农村，只要不是害急症死亡的，在自己家炕上躺着去世的人，我敢说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正常死亡。”
蓝珂说到这里低下了头。
我想到了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山区，不得不同意他的话。是的，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迎接死亡的。有的只是患了很常见的病，只是因为穷，没有钱住院，就在自己屋里迎接了死亡。
二
“那些农民到科里治病时，都从腰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解呀解呀，最后才解出一卷钱，数一数，都是一些面值很小的纸币，一共不足几十元，够什么用？现在的『药』多贵呀，别说吃『药』了，就是几天床位费他们也拿不起；要动手术，病人一上了手术台就要大把花钱，那是不客气的。医院里又没有这笔救济金，只得一视同仁。别说农民，所有效益不好的工厂企业，连工资都不出，哪有钱给工人治病？那些来自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药』单子可以拿回去报销；享受医疗保健的、特别是特保病人要住干部病房，走廊里铺着地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要住进来，医院里就觉得脸上有光，就得好好服务，冷啊热的，惟恐不周。不光是这样，他们出院时一口气可以开走几千元几万元的『药』品。现实就是这么大的差别，你不承认行吗？同是企业或事业部门，那种差距简直就是天上地下。就在我们这种垃圾满地的穷地方，那些垄断经营的单位、一些大权在握的行政执法部门却是牛气冲天。一个区税务局一年的接待费用就可以高达七八百万，同级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呢？他们连买信笺的钱都不舍得！一些刚毕业的银行小职员工资加补贴就能拿到每月两三万元，一个小小的区供电局的头头年收入可以达到三四十万。再看看一般的知识分子吧，他们辛苦了一辈子，评上了正高职称的月工资也不过才两千多元，更不要说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了。你看看税务局和财政局这一类部门的办公和居住条件，然后再比比我们医院——不，你干脆比比一般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吧，他们住的屋子能进得去人吗？我前几天刚去了一位解放前就大名鼎鼎的老专家那儿，他的小屋又黑又臭让人进门就得掩鼻子。所以嘛，不要再说起码的正义和良知了，也不要说什么人类起码的价值观了，别提什么‘礼义廉耻’，这里只承认拳头。谁要说我们这儿是个文明地方，说下大天来我也不信！所以说你既然明白这个，知道自己身处野蛮之地，就得准备随时用野蛮的办法去应付事情思考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而且直到死了也没人同情你……”
他一席话说得我周身冷。我无言以对，而且完全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蓝珂的样子显得十分沮丧，长时间咬牙和摇头。后来他抬头望着我
“你刚才说的医院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些事情。医院里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就不正常了。看看我们这儿的一些规章制度吧。你想想，我们医院买进大批『药』品，总要把它卖掉。卖掉的『药』越多获得的利润越大，所以我们当然乐于给那些享受保健的人大把开『药』。后来虽然公费医疗实行包干，但不包括享受保健的人，所以我们就往他们身上堆『药』。还有就是，负责进『药』的人吃大把的回扣，这都是很平常的……”
我沉『吟』不语。但我仍然有些愤愤不平“农民没有钱，可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因为我们做医生的总还有点同情心，有起码的人道主义……”
“是啊，有人说坏就坏在这个同情心、这个主义上。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正经学校出来的，无论如何都是些软心肠，绝不像别人想的那么硬。我相信那些接手骆明的人也像我一样，我太能理解他们了。所以说如果因为这个给他们处分，连我都要替他们喊冤。”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直直地看着他。他叹气，拳头在手心里砸，吵架似的嚷着
“没有办法啊，你如果是干这一行的就会明白。现在的穷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你怎么办？那些人到我们这里看病，只拿出很少的钱，有时一分也没有。你明明知道得赶紧手术、打针，不然的话就有生命危险；可你同时也知道，你做的这一切到头来都没人付账，你这是在让自己的科里亏空，月底把工资扣掉或者弄个倒贴；你等于把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往无底洞里扔、天天扔。病人呢？他们这会儿就那样了，死活不怕，瞪着一双眼看你，你救还是不救？他不停地叫，大口大口喘，憋得上不来气，脸都紫了，你救不救？你得救，你不能犹豫，咬着牙去干吧。最后怎么办？不交钱不让出院吗？那他就住下去，占着床位，耗着医院里的油水。最后反正还是拿不出钱来，你又有什么办法？天天上门去要？他就是没钱。所以说一些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医院不得不作出一个硬『性』规定任何科室接待病人，不管是病房还是门诊，必须先交押金；因未收押金而招致重大经济损失的，由各科室自己负责——具体下来，还是要找当班的医生。你想想，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多么难，一方面是良心谴责，是道德压力，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裁！一层管一层，把人活活卡死！说起来让人笑话，前些年我们医院四周的其他部门都盖起了宿舍大楼，可我们这些中高级职称的医生护士以前住了什么，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瞒你讲，我们现在这个院长不学无术，长得像个癞蛤蟆，可组织上考察时让我投票，我还要投他一票呢。他业务不行，可抓经济是把好手。他能用各种办法赚钱，再干上两三年，我们医院就成了气候……”
蓝珂的脖子上布满青筋，一双眼睛凹得厉害。他粗粗的食指与瘦小的巴掌显得有点不成比例，当一下下有力地敲打桌子时，我却从他的眉宇间看出了绝望的神情。
“过去我们医院只有两辆破卡车、两辆破吉普、一辆老掉牙的上海轿车。现在我们买了‘奔驰’车，还有奥迪高级轿车、两辆进口面包车。那天座谈会院长就坐了‘奔驰’……”
他的嘴角收进去，目光变得越来越沉，可是我觉得他绝望的神情也加重了。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院长开大会讲了，就是造两幢大楼。这需要八千多万，我们现在已经筹集了三千多万，再有不久就可以搞第一座了。房子还没盖，所有的缺房户都开始掰着手指算了，把住房补贴条件划算来划算去，谁住几楼、谁能分到什么房子、科主任什么房子、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有人算来算去就哭了。为什么？你想想，一个人在医院里熬了多半辈子，像我这么大年纪，眼看五十的人了，才熬了个中级职称，连一套最差的房子也分不到，不哭鼻子又怎么。我们又没钱自己盖私房，没任何别的门路；在院内，我们只是搞业务的，比不得人家搞行政的……”
“搞行政的要比专业人员优先吗？”
蓝珂用奇怪的眼神盯住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了，无论在大学还是其他单位，搞行政的总要占便宜嘛。一个行政科长的房子要比一个副高职称管用得多。现在离那座楼盖起来还有好长时间，有人就开始哭了，你想什么时候才能哭出个头绪来。这种苦别人不知道，这是因为医院的大墙太高了……”
“你们苦，可我认为最苦的还不是你们。你说得太过了。”
我这时候想的是老骆，想起了在平原和山区看到的那些终日劳碌的人。
他一拍桌子“当然啦，医生之间的差距也是天上地下；再说你总不能拿我们去比那些乞丐。”
“也用不着比乞丐，比一般的工人市民，还有，比比那些连看病都没有钱的农民呢？”
蓝珂叫起来“一般市民比我们好！现在他们做什么都行，摆摊，再不就停薪留职。那一留一停了不得呀！我们就不行了……”
“那一般农民呢？”
“一般农民，一般农民也很不均衡，富的很富，穷的很穷。当然啦，大多数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医院最头痛的就是接待农村病人了。”
“比比他们你们又怎样？”
“也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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